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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医学鉴定你们好!
首先很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能如期参加关于我的医疗事故鉴定会。
我于2xx-xx年10月27日通过现场招聘，进入沥林镇恒益五金制品厂，从事操作冲压与切割机开料工作，在入职前，顺利通过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各项体检。
2xx-xx年12月6日，我按工作惯例进行五金切割工作，由于施工时所产生的剧烈震动和尖锐的噪音共同导致我听力受损，之后病情日益加剧。
12月15日，我在厂方所委派人员的陪同下，到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接受检查，16日院方出示了检查结果(见附件1)：
1)语频有频率纯音气导听阈>25DBHL;
2)较好耳语频平均听阈>40DBHL;
3)高频平均听阈≥40DBHL;
为进一步明确诊断，院方建议：脱离噪音环境一周后再到该院职业监护科复查。
12月19日，我去惠州协和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电子耳镜检查结果为(见附件2-5)：1)左耳鼓膜稍凹陷，表面可见盯少许聍;2)右耳鼓膜凹陷，透过鼓膜可见中耳腔内有水性分泌物。镜下诊断为：渗出性中耳炎。医学影像中心双侧乳突CT平扫描结果为：薄层高分辨率颞骨扫描示双侧乳突气房密度增高，粘膜增厚;中耳鼓室内密度增高，粘膜增厚，听小骨结果大致正常，未见骨质破坏，鼓窦入口及乳突气房骨质结构未见明显异常，诊断意见为：双侧慢性中耳乳突炎。
12月23日，我在厂方所委派人员的陪同下再次到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接受检查，28日院方出示了检查结果(见附件6)：
1)语频有频率纯音气导听阈>25DBHL;
2)较好耳语频平均听阈>40DBHL;
3)高频平均听阈≥40DBHL;
4)高频有频率的听力损失≥65DBHL
医师批示：不宜从事噪声作业岗位，建议调离。
1月22日，厂方负责人卢晓容陪同我到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耳科做进一步检查(见附件7-11)，接诊医生徐志坚(耳科医生，现调到了该院科技大楼五楼鼻咽喉专科)无端怀疑我因患有鼻咽癌而导致的听力受损，于是作了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并在麻醉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在我鼻腔内强制性取样新生物四件，导致大量的血液流失，当时给我所带来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1月26日，鼻咽部新生物化验结果为粘膜慢性炎，并非主治医生所怀疑的鼻咽癌。
2月3日，厂方负责人卢晓容带我到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耳科治疗，接诊医生徐志坚在无任何麻醉效果下给我做了耳膜穿孔注射，当时肉体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尔后给我配了一个星期的口服西药处方：血塞痛胶囊、复方头孢克洛胶囊和甲钴胺分散片。晚上十点钟左右，我服用医生配制的药物，大约五分钟后，出现了恶心、呕吐、四肢无力、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恶寒冷的不良症状，厂方急送沥林镇医院，后急转惠州协和医院进行抢救，入院时医生初步诊断为药物过敏和双耳中耳炎，后经医院多方面检查(见附件12-30)，判定结果为：
1)药物过敏;
2)十二指肠球炎;
3)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肠化;
4)胃窦溃疡(A1);
5)左肾囊肿;
6)混合性高脂血症;
7)双耳神经性耳炎;
8)右耳混合性耳鸣。
2月12日下午，因厂方拒绝延续支付医疗费用而被强制性出院。
由于该次药物过敏，导致我器官组织损伤而部分功能障碍，至今每日摄食量极少，营养严重不足，四肢乏力，血压偏低：69/110，且昼夜不能自然睡眠，必须服用安定才能勉强睡眠，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我作为家庭的唯一支柱，上有年过七旬的双亲，下有年幼的子女，如此等情形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是可想而知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而接诊医生徐志坚当时并未按照规定向我告知道服用该药品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未能避免对我产生不利后果，从他与公司负责人卢晓蓉的交谈中能感知到他们之间有某些潜规则的存在，个人认为该次医疗事故的发生并非偶然，具备由接诊医生徐志坚主导而潜意识制造的可能性，我对接诊医生徐志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表示质疑，在进行特殊检查之前没有征询患者意见，他违背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他没有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和医疗机构应当运用的医学原理和技术方法，也没有按照医疗常规向我提供具体医疗处置方式和服务，未尽到勤勉谨慎的注意义务，而是采用非常规的方法(鼻腔取新生物)，以致对患者造成了非医疗必须的损伤后果，臆想颠覆病因事实，以达到帮助厂方规避为受到职业伤害的员工提供医疗的法律责任。
该院接诊医生徐某的医疗行为对我造成了医疗伤害，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针对他的行为，我重申以下几点质疑：
1)按照医疗常规角度来说，患者在就诊时向接诊医生明确阐述了病因、病情以及之前多家医疗机构的诊断结果时，接诊医生应当首先尊重患者?因的真实性，例行符合证实该病因是否真实存在的各项科学检查，待之前的病因得以充分的否定之后，才能从另外的角度去分析、查找病因，以避免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肉体的痛苦和损失，而不是直接妄加推断地去全部否定。接诊医生徐某怀疑患者有鼻咽癌，这种怀疑比较主观，通常情况下，鼻咽癌患者会有头痛、吸鼻后痰中带血或擤鼻时涕中带血、单侧性耳鸣或听力减退、耳内闭塞感等临床表现，而我的临床表现不具备以上特征。而接诊医生徐某的行为是否遵循了这一医疗常规?
2)我在该院进行特殊检查时，意识清醒，属于能完全表达自身意愿的自然人，而接诊医生徐某在进行特殊检查之前，并未向我本人征求任何意见;在提取鼻腔新生物的手术时，我已明确表示麻醉效果不明显，痛苦不堪的表情却未能终止或暂缓其手术的仍然执行。徐某的行为是否符合医疗的操作规范和人道主义精神?
3)接诊医生徐某在向我提供医疗服务时，并没有根据我当时的身体状况及其药物的承受能力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且未告知我服用该药物可能存在的风险，致使我药物过敏，多次组织、功能器官损伤，几乎命悬一线。接诊医生徐某的行为是否违背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种低级错误对执业多年的医生来说该不该发生?难道这低级错误是有潜意识的?这种低级错误的背后是否潜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4)由于接诊医生徐某错误的医疗行为，导致我萌生了严重的医疗恐惧，对某些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极度的不信任，故而我听力损伤之医疗自事件发生后一度中断，很有可能已经错过最佳医疗期。医生徐某在精神层面上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6月25日，我向该院递交了医疗事故赔偿申请。
6月29日，该院复函，全面否定了本次医疗事故的真实性。
7月8日，我向惠州市卫生局医政科申请医学鉴定。
当然，我内心并不希望事态扩大化，如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我不放弃采用民事诉讼、媒体曝光、网络载体等形式的权利，以期达到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惩戒不道德行为的目的!望医学会相关专家、学者及领导能够积极、公正的予以医学鉴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