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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们为什么起诉安倍”——安倍靖国参拜诉讼案背后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曾说过这样的话：“天皇和国家如果不去(靖国神社)隆重追悼战死者，安慰死者遗属，今后的战争就难以继续下去”。这句话，充分暴露了靖国神社是战争神社的本质。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东京记者 冯武勇
4月21日，是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年中最重要的春季例大祭首日。当天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神道祭品。同一天下午，距离靖国神社约3公里的东京地方法院，一群普通日本市民向法院提交诉状，起诉安倍去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通过翻阅诉状，采访原告代表、律师团等诉讼相关人员了解到，与十多年前针对小泉参拜违宪的诉讼相比，这次诉讼重点突出安倍参拜行为的“现实威胁”，即安倍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为重塑战争体制打下精神基础，威胁到了日本《宪法》保障的“和平生存权”。
动机更危险，后果更严重
“安倍靖国参拜违宪诉讼”案原告律师团在当天发给媒体的声明中扼要介绍了诉讼起因和诉求。声明说，安倍去年12月26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违反了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同时侵害到日本国民的“和平生存权”等《宪法》保障的各种自由权利。诉状不仅起诉安倍晋三，还将靖国神社和日本政府列为共同被告。原告们要求法院裁定安倍参拜违宪，要求安倍停止参拜，要求靖国神社停止接受安倍参拜，并要求向每名原告赔偿1万日元。
一人索赔1万日元有何依据?据在东京发起诉讼的“安倍靖国参拜违宪诉讼之会”解释，索赔不是目的，只是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只有提出损害赔偿，法院才能受理涉及违宪的案子。
由13名律师志愿组成的原告律师团事务局长井堀哲在介绍诉讼背景时，专门强调了安倍参拜与以往中曾根康弘参拜(1985年)，小泉纯一郎参拜(2001～2006年)违宪诉讼的不同点。概而言之，安倍参拜的性质更恶劣，动机更危险，后果更严重。
井堀哲指出，与以往首相参拜相比，安倍参拜有四个特征。首先，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的要素强烈，如安倍反复在国会答辩中称第一次出任首相期间未能参拜“痛恨之极”，这次参拜时机选在第二次上台一周年之际，前往靖国神社时动用公务车，随行公务人员，以总理大臣名义献花，这些均具有强烈的正式参拜特点。
其次，安倍参拜的宗教色彩浓重。安倍遵循神道礼仪，在供奉战犯的正殿行“二拜二拍一礼”，参拜后发表的谈话中使用“御英灵”、“御灵”、“魂”等特定宗教用语。
其三，安倍第二次上台后的国际环境与以往不同，参拜招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批评。尤其是在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之际，安倍参拜进一步助长紧张局势，加剧了与邻国的冲突。
其四，在日本一些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对小泉参拜做出违宪裁决后，安倍的参拜更有明知故犯的一面。
“给战争体系注入‘灵魂’”
安倍参拜的上述特征，恰恰与这次诉讼中强调的威胁“和平生存权”有密切逻辑关系。
原告律师团团长木村庸五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安倍的个人信念非常强烈，一心想把日本带回老路，而战争需要精神基础支撑。军人在投入战争时，会想到自己战死的意义何在。因此，战死后被国家供奉，受到国家表彰，这就构成了他们参与战争的精神支柱。
他指出，靖国神社是祭奠、表彰、美化为“皇国”战死者。无论是日本战前、战中还是战后，靖国神社作为军国主义精神象征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认同、礼赞、鼓励美化侵略历史的“靖国史观”。
木村认为，安倍企图通过参拜复活靖国神社作为战争精神支柱的作用，“战争体制需要硬件和软件，没有软件的话，现在的日本人就没有战争的力气，所以安倍需要用靖国神社来给战争体系注入‘灵魂’”。
律师团在诉状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参拜是安倍实现个人思想和政治方针的手段，是想培养能让日本国民普遍接受战争的精神土壤，参拜是一种‘战争准备行为’。”
4月12日，另一批500多名原告就安倍参拜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了类似诉讼，同样强调了安倍参拜的“现实威胁”一面。
在大阪发起诉讼的“安倍靖国参拜违宪诉讼之会”关西事务局长菱木政晴21日过来声援东京原告团。菱木告诉本刊记者，安倍在靖国神社春季大祭首日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供奉祭品也属于违宪行为。
他指出，安倍明知参拜涉嫌违宪，还一意孤行前往参拜，与小泉相比，安倍身上的民族主义倾向更强烈，其参拜更有政治动机。安倍一贯主张现有《宪法》是美国占领军强加于日本，将修宪视为执政终极目标，因此根本没有遵守《宪法》的意愿。
“希望唤醒更多民众阻止安倍‘暴走’”
4月21日的东京诉讼中共募集到273名原告。这些原告来自日本各地，包括二战死者遗属，二战受害者，基督教、佛教信徒，还有当年亲人被强征到日本的20名韩国人。21日起诉后，4名原告代表出席了在日本司法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新闻会见。
82岁的关千枝子是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也曾是小泉参拜违宪诉讼案原告之一。关女士说，去年我在电视直播中看到安倍参拜，马上给小泉参拜诉讼案时的同仁打电话，“绝对不能容忍”，作为战争经历者，对安倍的危险政策绝对不能坐视。
关千枝子指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其所谓“摆脱战后体制”一系列举动的一环。她说，安倍没有汲取日本战败教训，号称要摆脱战后体制，其实想重走国家主义老路，“绝对不能原谅”。
现年73岁的吉田哲四郎是神奈川和平遗族会共同代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的父亲吉田泷藏是民间货船轮机长。战争爆发后，货船被日军征用，1943年8月在缅甸近海运输军需物资途中被炸沉，时年47岁的吉田泷藏身亡。1957年4月21日，吉田泷藏合祭在靖国神社。
安倍参拜后，吉田哲四郎随即向安倍发邮件抗议。1月10日，吉田在《东京新闻》刊出的读者来信中写道，靖国神社是推进战争的神社，是鼓舞国民战争意愿的神社，军国主义者安倍的参拜，是为了重新鼓起战争意愿。“安倍事先通知媒体，众目睽睽下，堂而皇之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献花，署名，参拜。这不仅是向日本民众，也是向全世界表演。”
62岁的原告蒲信一是僧侣。他说，佛教教义的和平主义与战争截然对立。但是，在侵略战争期间，佛教也与其他宗教界一样，没能抵抗国家神道，实际上协助了战争体系。他担心安倍这样下去，历史可能重演，必须得出来表示反对。
当记者问律师团团长木村诉讼有没有胜诉希望，木村说，日本社会必须尽全力阻止安倍“暴走”，否则日本会陷入更大危险。原告团选择在靖国神社例行春季大祭首日提起诉讼，也是希望唤醒更多民众出来阻止安倍政权“暴走”。
原标题：安倍献祭与拜鬼的违宪逻辑
文/郑毅
4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献祭。虽然日媒反复强调安倍是“自掏腰包”，且本人并未亲赴现场，但却仍然难掩献祭行为的违宪本质。
依据日本《宪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国家及国家机关不得进行任何宗教活动，此即所谓的政教分离原则。一方面，安倍在靖国神社例行春季大祭中供奉“真榊”祭品，具有浓厚的日本神道教色彩，属典型的宗教活动；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宪法》第66、67条的规定，内阁总理大臣作为日本国家行政首脑，属国家机关之当然组成部分。因此，不论安倍本人是否到场，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献祭行为的违宪本质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即使不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献祭，也有可能触碰《宪法》的红线。如在1989年的爱媛玉串费诉讼案、1991年岩手靖国神社诉讼案中，地方县议会或县知事以公共财政支付神社玉串费用的行为就被地方法院以“象征县与靖国神社有关联，具有支援、主张、促进靖国神社宗教活动的效果”为由而判决违反《宪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这也是日媒一直强调安倍此次献祭为“自掏腰包”的原因所在。
献祭尚违宪，更遑论拜鬼。3月28日，日本外务省政务官木原诚二曾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表示，日本采取政教分离政策，日本政府无权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究竟能否成为安倍拜鬼的护身符呢?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日本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源自两个方面。
第一，外部限制。即国民个人行使宗教信仰自由不得影响其他国民行使其相关基本权利。日本《宪法》第12条强调：“国民不得滥用自由与权利，并应经常负起为公共福祉而利用的责任。”而安倍拜鬼显然与《宪法》第13条的“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之下的“和平生存权”直接冲突。可见，安倍即使以个人身份拜鬼，也会涉嫌违反《宪法》第12、13条的规定。
第二，内部限制，根据日本《宪法》第20条的规定，宗教信仰行为的自我限制大致有三，即明显有害于公共福利、被明确认定为违反法令及明显脱离宗教目的。安倍拜鬼的行为显然是不妥的。一是拜鬼行为导致整个东北亚局势紧张，从而将日本国民的公共福祉置于潜在危险之下；二是不仅违反日本《宗教法人法》第81条第1款的规定，甚至涉嫌违反《宪法》第20条第3款的政教分离原则；三是向靖国神社包括二战甲级战犯在内的牌位致敬，彰显了激进的右翼政治立场，明显超出了纯粹的宗教目的。
至于安倍在拜鬼时究竟是基于私人身份还是首相身份，则可从两个方面判断。一是以首相身份留言。2013年12月安倍虽强调以私人身份拜鬼，但却在留言簿上以“内阁总理大臣”落款，这与以首相身份事实参拜并无本质区别。二是社会舆论的普遍性立场。对于安倍拜鬼，社会舆论在解读过程中无一例外地指向“作为现任首相参拜”的判断。因此，拜鬼行为引发的社会影响实际上已经等同于明示以首相身份参拜。
可见，只要安倍在任职日本首相期间实施了拜鬼行为，则不论其宣称基于何种身份，均必然会因挑战日本《宪法》的底线而滑向违宪的深渊。而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安倍拜鬼开脱也无疑是苍白且毫无法理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