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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亡以后，中国仅在5年之后就迎来了另一个新朝代——汉。汉朝被史学家们分为西汉和东汉，但也延绵了400多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建汉到220年曹丕称帝。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持续时间长久的帝国，西汉和东汉的特征有着统一性和各自的独特性。造就他们性格特点的与他们的创立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在统治思想上，再整个西汉初期几乎是前进一步再后退半步的状态，这与汉初刘邦以“黄老无为”为统治思想有密切关系。汉高祖刘邦主要是看到、经历了上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的社会经济凋敝、生产破坏、人民困苦、社会动乱的局面，考虑到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一思想的确立奠定了西汉前期社会发展的基调。东汉初年所面临的形势与西汉初年极为相似，要恢复经过长期战乱的安宁“无为”仍是最佳选择，所以东汉的创立者刘秀以柔道治国，不同的是儒家的谶纬迷信思想则成了正统。这一思想的确立使整个东汉前期也都笼罩在一种维持现状的氛围中﹙1﹚。刘秀用图谶来强化统治思想一方面与刘秀起兵时就是在假造“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下发动的；另一方面儒学自身在不断的发展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比较有利东汉承接天命创造舆论基础。东汉的建立者刘秀“长于民间，颇达情伪﹙2﹚”，同时他又是地主豪强的代表，要调和两者的关系实在不易，而图谶的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观念则使双方产生共同感。刘秀的这一思想使儒家在章帝时正式钦定为王朝的正统思想。
其次在经济政策上，刘邦与刘秀基本上也是相同的，无外乎释放奴婢、轻徭薄赋、招抚流亡、重农抑商等方面，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稳定。
再次在政治统治上。刘邦着重重建国家机器，回复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刘秀同样也继承了中央的三公、地方郡县的模式，同时有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比如加强尚书台权力，强化监察制度。除此之外，刘邦和刘秀都强化军权、制定法律等加强中央集权。
值得一提的是，在建朝初期的这些措施中双方对功臣的安置的问题对帝国当时和今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邦，西汉的创业之主，曾做过秦朝的亭长；萧何，丞相后来改为相国，曹参，“萧规曹随”，都曾做过秦朝县上的小官吏；樊哙，后来刘邦的的大将当日也只过是个屠夫而已；韩信，难得的将才贫困之时也曾乞食； 英布与彭越也曾为盗……这就是汉初的布衣将相。对待这些在农民起义、楚汉之争中或主动或迫于形势衣依附自己的人，刘邦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楚汉之争之际，刘邦为了让他们为自己效忠，也学项羽分封。待汉朝建立这些分封的异姓王们越来越让自己感到不安，他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个各地异姓王有兵有将有相，俨然一个小朝廷，而自己仅是名以上的主人。二是在朝廷内部的其他将领认为功劳和赏赐的比例不均而引起矛盾和不满。这两个问题若不圆满解决，朝中大将若投奔异姓王，异姓王趁机发动叛乱，都有可能使刚建立的政权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淖。对于第二个问题，倒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对政权威胁最大的，毕竟留在朝中的大多是刘邦的“铁哥们”，刘邦以打猎为比喻，成功的将萧何推到了丞相的位置。对于第一个问题，刘邦用了八年时间来解决，他的办法是——剪除异姓王，大封同姓王。在刘邦在位时对各异姓王还是有怀柔之心的，韩信、彭越、英布均因吕后的原因而亡，而其他诸侯则因有心或无心的差错被削、被除。剪除异姓王之后就是封同姓王，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种政策在以后的汉朝皇帝当政时更是变本加厉，同姓王又成为汉朝新的威胁。而这种开国杀功臣的恶劣先例也被后世创业之主“借鉴”。
东汉创立者刘秀对待功臣则是另一种态度，“优以宽科完其封禄”“高秩厚礼，允答元功﹙3﹚”。这种策略是在比刘邦高明，一是它能使整个国家很快从军人政权转入文人政权，从而更好的运作整个帝国。二是避免君臣兵戎相见的尴尬和无奈。三是避免了权力争斗，巩固皇权。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开国君臣关系也多为后市君主效仿。
刘邦、刘秀在统治政策和对待功臣上各有异同，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他们都能看到百姓疾苦、生产凋敝，对于刘邦而言，他是长期感同身受，再者他的将相皆是此出身，因此较为透彻。而刘秀虽一直植冠以“士绅”“豪强地主”之名，但他的帝裔之身也是九世之前，他的父亲也只不过是个县令，史书记载刘秀“务于稼穑”，由此看来，刘秀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一方面他是豪强地主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又能较深刻的体会下层的疾苦。第二，从当时周边少数民族威胁来看，西汉初期受匈奴的程度还是较大的，不然也不会有“白登之围”，为不使两面受敌，西汉初期就将重点放在了北方防御和内部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这也是刘邦剪除异姓王的原因之一，异姓王极有可能和匈奴联合，因此封同姓王来拱卫自己。第三，个人素质也影响了他们政策和态度，尤其是在对待功臣问题上。刘邦史载“不事生产……好酒色”对臣下“
“慢而辱之”，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没有耐心和诚心去慢慢招抚的。同时刘邦还有一个彪悍的皇后，也影响了他?待功臣的态度。而刘秀“直柔”“谨慎而言”且有太学经历“息马论道”，他自身散发出的个人道德修养和魅力使臣下心悦诚服、感恩戴德，这也不用他大动干戈的去退功臣。第四，社会主流思想也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西汉初年，儒家思想还没有成为正统思想，忠君观念可以说还不被人们所熟知，东汉，儒家已成为正统，而刘秀本人对儒家又有很深的研究，创业时息马论道，周围必定也是围绕着一群这样的人，不然刘秀和马论道吗？因此这些臣子们自身对以下犯上的事情就很避讳，何况皇帝以宽仁之心对待他们，他们难道还不肝脑涂地吗。第五，刘秀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王莽改制。王莽打的旗号是托古改制，刘秀一朝则以相反的论调出现，鼓吹今文经学与王莽时的古文经学相抗，一方面加剧了儒学内部的争斗，是刘秀一朝大兴谶纬之学，鼓吹天人合一；另一方面，王莽注重兴办太学，这就培养了想刘秀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众多“君子”，比如刘秀、邓禹均为太学学生。
上述五个原因，刘邦刘秀草创时面临相似的社会情况，因而采取相似的社会统治政策，而儒学的发展和他们自身素养又使他们选取了不同的统治思想，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但他们的宗旨都是一样的。在对待功臣的态度上，个人素养又起到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吕后对刘邦的影响又是其特殊因素。王莽改制虽是一个插曲，但对刘秀一朝以及他本人有着特殊的影响。
刘邦刘秀两个创业之主，他们在统治初期采取的措施对他们的子孙产生了重要影响。汉高祖刘邦黄老无为、重用刘姓和皇后的传统在西汉根深蒂固，汉武帝后期纵然考虑连年征发对人民造成的巨大负担，但这种休养生息的传统也是很难抹掉的，而西汉后期，在一片繁华之中外戚干政的乱源也已悄然埋下。汉光武帝刘秀重视儒学鼓吹图谶，试图调衡豪强与平民的利益，最终失败，东汉豪强地主庄园一步步成长起来，儒学也因此成为做官的惟一阶梯，而在国家面临危难时奋而群起的是文士，终于在党锢之后，汉走向了终结﹙4﹚。
在创业之初统治者们采取的各项措施都对他所创立的朝代产生影响，为后续王朝提供借鉴，而开国君主的态度又对整个帝国起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一个王朝的特点可以追溯到他的建立初期，包括他的创立者的特点。
（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69-71页
（2） 《后汉书·循吏传》
（3）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4） 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资料》【Z】北京新华书局，1988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