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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怎么死的阅读精选（1）：
汪精卫之死内幕揭秘
汪精卫乃一代奸雄，对于他的死因，“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实质上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让蒋介石明白他保卫力量薄弱，乘虚而入，命令戴笠下手暗杀。
刺杀汪精卫，弹留后脊
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几乎丧生，名声远播国内外。他一向看不起上台较晚的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1931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两个人始终还是面和心不和。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群众到中山陵“谒陵”，九时，回到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由www.fzsjob.com整理]
刺杀汪精卫汪精卫之死内幕揭秘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群众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样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顿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我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这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我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顿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蒋、汪不和，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蒋介石策划的，大哭着质问蒋介石：“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十分尴尬，但也无法分辩。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他自我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好在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先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早在1934年1月，就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的前十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风鸣自愿执行这次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他们原先的计划，是想在会议期间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吧。
刺汪事件发生以后，当事人和关联者四十多人被捕，十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玉瑶和年仅17岁的妻妹崔玉祺。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注意保养，这颗子弹即便长期留在体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这是老天爷时时在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所以最终他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刺杀汪精卫汪精卫之死内幕揭秘
争权夺利，蒋汪分裂
蒋汪不和，由来已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暗杀汪精卫，但是不是1935年的“蒋汪合作”时期，而是三年后的1938年“蒋汪公开分裂”时期。蒋介石也以前下令军统局组织暗杀，多次对汪精卫下手，没有想到的是：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应对着枪口，居然让他一次次脱逃了。
1932年春，蒋汪最后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就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1938年7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期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推荐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蒋介石因此十分痛恨汪精卫，1939年元旦，最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是戴笠的贴身警卫，也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而且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一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经过考察，见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这时候，汪精卫每一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期望，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结果无功而返。3月19日，蒋介石最后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到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回到了原住处。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才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十分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间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个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四千五百元钱全部掏出行贿。警探最后放行了。
陈恭澍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对行动作了分工：自我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样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把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就对准男的开枪。三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因无法进入房间，所以没有验明正身，就撤离了。
刺杀汪精卫汪精卫之死内幕揭秘
第二天凌晨。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原因是情报不准确，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汪精卫十分狡猾，他白天总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很不满意。戴笠此后又接连五次策划暗杀，但都没有成功。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先登上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之后转移到日本货轮“北光丸”上，在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和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要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戴笠的暗杀团阵容坚强，决心也大。而且多次出手，居然没有要了汪精卫的命，只能说是“命也，数也”！
心力交瘁，旧创复发
1943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1943年8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刺杀汪精卫汪精卫之死内幕揭秘
为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都疼痛。12月19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1935年11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
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最后卧床不起，不得不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1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明确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汪精卫预感到自我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之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所以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
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
种种还如今日生。
到了2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思考到南京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大手术，推荐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期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分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因为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
1944年3月3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明白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期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11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资料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下午1时，汪精卫乘坐的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庠，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赠送给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话读，都与“汉奸”两字的发音十分相近。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明白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刺杀汪精卫汪精卫之死内幕揭秘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进行波浪式、地毯式轰炸。仅仅因为名古屋帝大医院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大医院，屋顶上又涂有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协定，美机没有对它轰炸。但是日本人还不放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3月4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期望回到南京。”
声东击西，下毒谋杀
根据医生推荐，汪精卫手术以后，当以静养为主。这期间，他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我都要别人照料，怎样会照料别人？个性是进入夏季以后，名古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由于电力不足，医院的冷气开动不起来，加上经常停电，连电风扇也变成了摆设。陈璧君身体肥胖。个性怕热。一把芭蕉扇总是不离手。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也不顾丈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应对这样的老婆，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照料。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了，情绪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他坚持也要回到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一样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8月4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最后达成了让汪精卫回到上海的协议。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最后秘密回到上海，并且果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制造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回到上海，却不到南京呢？因为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医生和他自我都认为：如果用镭锭作为配合治疗，对汪精卫的恢复健康，或许有必须帮忙。——客观地说，汪精卫在日本的治疗是成功的。如果不是他想念施旦，坚持回国，也许他还能多活一两年。——活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活到他自我理解人民的审判。
刺杀汪精卫汪精卫之死内幕揭秘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回到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务必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理解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必须不如以前严密，机会难得，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最后毒发死去。
一代奸雄，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可怜竟不明白自我是怎样死的！
阅读精选（2）：
揭秘汪精卫是被刺杀死的吗？
汪精卫简介：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十分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奸雄汪精卫怎样死的?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汪精卫的死因，固然起于旧创复发，但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军统戴笠买通医生护士，下毒暗杀的。这一桩诡谲离奇的公案至今鲜为人知。那么，汪精卫怎样死的？
汪精卫怎样死的？
早在1935年，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医生不敢下刀，便把这颗子弹留在了体内。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我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见西医不行，便求助于中医秘方。她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企盼奇迹出现。最终，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膏药，很快就能够好。刘一帖名扬江湖，其真名反被人忘了。
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他微闭双眼，认真地为汪把脉，替汪做了仔细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象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的药，之后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然后贴于汪的背后。
第二天，汪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疼痛大大减轻。
陈璧君暗自高兴，即派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帖来到医院，检查了汪精卫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璧君:“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药箱内取出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馆去了。
汪精卫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等不得刘一帖务必等两个时辰的嘱咐，立刻要陈璧君给他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后没过一会儿，汪四肢抽筋，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发烫，疼痛加剧，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去了半个时辰，气急败坏地回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已离开旅馆，四处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明白不妙。
三天后，汪精卫收到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大字:
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陈璧君看了信，气得两眼发黑，差点没晕过去。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不仅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而且开始发高烧。1944年2月，黑川利雄邀请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来南京诊治，发现汪已病入膏肓，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就这样，汪精卫被抬上飞机，直飞名古屋，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4楼一间特设的病房里。为了对外保密，这间病室叫做“梅号”。
汪精卫到达日本的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胜沼精藏、整形外科教授名仓重雄和助手教户田君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了。汪精卫明白来日无多，开始为自我的后事做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情绪》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我叛国投敌进行辩护，活现出一颗死不回头的花岗岩脑袋。
11月9日上午9时，美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市。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
地下室寒气侵袭，加上又惊又吓，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到41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
阅读精选（3）：
汪精卫是怎样死的
汪精卫为何会死在日本，又是因何病而死的呢?几十年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抱有极大的疑问，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说法虽然不一，但最为耸人听闻的不外两说：其一，是日本人害死的；其二，是国民党军统人员奉命设计毒死的。近来甚至又有人声称，汪精卫是无锡一个外号叫刘一贴的江湖郎中，用一贴膏药毒死的，这就更玄了。那么，汪精卫究竟是怎样死的呢?
东条派来了医疗专家
汪精卫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遇刺，有一颗子弹一向留在体内。汪投靠日本后，虽然背部不时有疼痛和麻木之感，但无大妨碍，一切活动都能照常进行。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危在旦夕，汪的情绪日趋恶劣，以致一改“温文尔雅”的风度，动辄大发雷霆，极大地影响了健康。加之体内的弹头所含铅毒已损及脊椎，从1943年8月起，汪的背部由阵痛发展为剧痛。
本应卧床休息的汪精卫，此时却身不由己地加倍繁忙：既要竭力为日本强制收买上海等地的棉纱棉布，又要加紧“清乡”；既要大力进行奴化宣传，又要促进日本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因此，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东京……最后在11月9日又一次从东京回到南京后，感到病情加重，不得不向东条英机请求派几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南京。当时，汪也许已怀疑自我得了癌症，但又不能肯定，便佯称：因为德国医生怀疑其夫人陈璧君患了胃癌，想请日本医生确诊一下。东条遂决定派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院长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
黑川接到命令后，便和其助手松永藤雄一齐，带着必要的检查器械到了南京。据汪精卫日记所载，黑川于11月18日对汪进行了第一次体检，21日作了第二次体检；24日晚，汪宴请了黑川等人，想必是为其饯行。
黑川在回忆录中称，检查后发现：“原先(遇刺时)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并没有什么个性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出为好，之后我们就回国了。”
在南京日军医院动手术
黑川走后，11月25日，汪在日记中记有“晚宴桃井中将等”；12月11日的日记又有“桃井、后藤两军医”的记载。桃井中将，即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后藤即当时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长后藤镣枝。不久之后，正是他们俩为汪施行手术，取出留弹的。虽然黑川认为汪背部的子弹不取出为好，但汪的病况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不得不再请桃井与后藤诊治。况且黑川是内科专家，桃井和后藤在骨科上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在他们与汪会晤后的12月15日，汪即决定“赴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背上留弹”。检查结果，桃井与后藤便决定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时间定为19日上午。为此，18日汪便“休息并料理各事”，为手术作准备。
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确实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者可能致死，轻者也能致残。但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定。
关于手术的经过，汪在19日的日记中记有：“晨9时赴台城病院，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第二天上午10时，汪即出院，“回北极阁(即原宋子文公馆)疗养”。
在汪理解手术时，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和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都在上海。他们是在第二天下午和晚间分别返抵南京的。据周佛海20日日记所记，他一到家便打电话询问手术状况，“知汪先生经过良好，惟下午仍有热度，不能见面。”
由于汪精卫在手术后一时不能主持工作，21日，伪行政院会议即决定由副院长周佛海代理院长。2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在汪治疗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拆代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拆代行。在公开发表这一消息时，为防不测，佯称汪精卫已“易地疗治”，不在南京。汪在北极阁疗养期间，桃井和后藤两人每一天必往检查伤口。伪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除陈公博、周佛海外，还有参谋总长鲍文樾、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启雄、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春圃、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人，也都不时前往探望。据周佛海12月21日日记所记：“9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7日可封口，10日后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汪手术后，由于刀口很快平复，不几天即全部拆线。31日，汪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即下楼，“与亲友度除夕”。1944年元旦，汪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仍鼓吹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做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方，以谋大
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当日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诸亲友。2日，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3日晚间，汪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4日至9日，汪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一天都接待来访者。7日，汪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这一切说明，汪在手术后，身体状况良好。
转往日本名古屋医疗
但是，上述现象恰如回光返照。就在汪精卫甚为庆幸之时，他的身体状况却很快急转直下。1月9日上午，汪在出席了所谓参战周年纪念大会之后，身体即感不适，体温不断升高。当天中午本应出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的午宴，因高烧而不得不“回辞”。第二天体温仍然不退，但因已预定回宴烟俊六及崇仁亲王，不能取消，只得抱病勉强主持。此后，高烧一向不退，但原因不明，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汪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务，卧床休养。至21日，创口更感奇痛。25日，汪勉强起床，与家人合照了一张相。之后，汪不仅仅高烧不止，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连简单的每日大事记也不得不停止。因此，他的日记也就记到1944年1月25日。
此时，桃井及后藤应对汪的病状也束手无策，只得透过日派遣军总司令部电请黑川利雄再来南京诊治。黑川回忆说：“第二年(1944年)2月，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汪精卫病情恶化的电话”，他随即飞往南京，立即为汪检查，“发现原先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精卫背上的子弹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黑川到南京的时间，大约是2月18日以前。黑川进一步检查后，断定汪病为脊骨癌，学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此病至今被视为不治之绝症)。由于南京病院设备简陋，无法很好治疗，黑川提出将汪移送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治疗，时间定于3月3日。黑川还推荐，此前先请名古屋帝国大学脊椎病专家、日本神经外科泰斗斋藤真来南京再作一次检查。随后，日派遣军总司令部便派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于2月28日上午飞往东京进行安排。28日下午，周佛海由上海飞抵南京，在与陈公博及伪内政部长梅思平面谈后，“始知医生密告，汪先生之病虽一时不致危险，但所患为脊骨瘤，此病十九不能痊愈，赴日亦但是尽人事”。29日，陈公博、周佛海、鲍文樾、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及周隆庠等人，齐聚南京颐和路23号汪精卫宅，在听取陈璧君关于汪的病状及决定赴日经过的说明后，决定汪赴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代行军事、政治
事务，并决定此事“对外不必发表”。随后，陈、周、鲍、林等人到病榻前谒汪，报告了上述决定。
斋藤真于3月1日飞抵南京。对汪检查结果，认为其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因而同意黑川意见，决定如期将汪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3日上午9时，陈公博、周佛海等伪府主要人物即先赴明故宫机场，等候为汪送行。9时30分，汪由日军医院汽车送到机场，与陈、周等人拱手告别后，即被抬人“海鹣”号专机，直飞名古屋。随行人员除陈璧君及其子女汪孟晋、汪文悌、汪文惺、汪文彬和女婿何文杰外，还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夫妇、贴身侍卫武官凌启荣、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等。
再次手术后病势转危至死
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作了周到安排。将医院大楼四层的个性病房作为汪的病室。为了保密，称为“梅号”。大楼三、四两层则全部供汪的随从人员及日方参与治疗人员住用。
汪抵达名古屋后，经各科著名医师会诊，一致认为，汪因子弹留存体内时间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症；胸骨第四至第七节间，肿胀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至压迫脊髓神经；务必割除向前压迫之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第二天即3月4日傍晚，便由斋藤真教授主刀，为汪施行“推弓切除术”，将第四至第七节胸骨切除。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其间汪的脚部逐步恢复温度与感觉。手术采用的是局部麻醉，汪的头脑一向持续清醒状态。手术结束时，汪连连向医务人员致谢。院方将切除的骨片与血液进行化验，证明诊断正确，确为“多发性骨髓肿症”。
手术后，医院方面专门为汪成立了治疗小组和助手团。主治医生除斋藤真、黑川利雄外，还有整形外科专家、东京帝大教授高木宽治；名古屋帝大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胜诏精臧。另外还有名古屋帝大教授兼医学专门部部长田春村吉及教授三矢晨雄等放射科专家参加治疗小组。助手团则由名古屋帝大助教授户田博、医学部教授上田文雄以及太田元治、中泽由也等人组成。这一阵容，能够说是集中了日本医学界，的最高权威。医生们每日轮流为汪诊察三次，夜里一律住在附近的观光旅馆，随时待命；助手团则留在医院轮流值班。
汪在手术后的第四天，健康状况开始恢复，腹部以下渐能活动，但此后病况时好时坏。8月初，病情一度极为严重。8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曾告周佛海：“汪先生病势严重，恐不出月。”后经救治，又趋好转。9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大约十天时间，以及10月20日至23日，汪的体温曾超过摄氏37．5度，略有微热，其余时间体温尚属正常。在此期间，院方先后对汪的脊椎骨盘进行过七次X线治疗，使背腰部疼痛减轻，食欲渐增。但因卧床过久，身体严重衰弱，脉搏高达每分钟9－110次，且时发咳嗽。院方为防止发生肺炎或心脏衰竭及其他杂病，曾多次为之注射强心剂和其他紧急治疗药物。到了11月初，病况进一步恶化。11月8日，南京日本大使馆奉命紧急通知陈公博，要他即赴名古屋一行。经与周佛海商量后，陈公博决定于13日前往。
但是，10日上午6时，汪的病况剧变，体温高至摄氏40．6度，脉搏增至128次，食欲全无，呼吸困难，渐入危笃状态。至下午4时20分，呼吸完全停止。周佛海在10日的日记中称：“(下午)日大使派人来通知，汪先生今晨6时病势转剧，至为忧虑。因访公博，请其早赴名古屋。”11日的日记继称：“下午，接日使馆通知，汪先生于昨日下午4时20分病故。”
综上所述，能够肯定，汪精卫既不是日本人害死的，也不是国民党军统人员毒死的，至于江湖郎中云云，更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