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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对发展观的熟悉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经济发展观，即发展＝经济增长。二是综合发展观，即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观，即发展＝今天的发展＋明天的发展。四是科学发展观，即发展＝今天的发展＋明天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对发展观熟悉的最高境界。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深化农村改革的灵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农村改革，应突出“统筹协调”和“以人为本”两个要害。
1、坚持统筹兼顾，当务之急是统筹城乡
统筹城乡的要害是必须跨越“止血、补血、造血”三重门，尤其要断然为农村“止血”。专家认为，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的估计是30万亿。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逐步强化，农村资源流失的“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一是金融。每年约有七、八千亿元资金通过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平均每个县高达3亿元以上。二是土地。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约达一万亿元，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得到的补偿只占土地出让价格的百分之几。三是劳动力。1亿多农民工每人每年可为城市贡献2-3万元的生产价值，但带走的年工资却只有几千元，这种对农村的活劳动索取，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剥夺来得更便捷，程度更深入。四是环境污染。仅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就高达1.5亿亩以上，约占全部耕地的1/10以上，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元。城市对农村的环境污染，是三大要素流失之外一个重要的隐性失血。农村的大出血不是毛细血管的渗漏，而是主动脉的长期放流。目前这种势头不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而且出现新的创口和局部血流加速症状。长期的大出血，是三农多病缠身的根源。流血不止，补效大失；补而不足，元气难复；元气亏虚，血无以造！城乡统筹必须跨越“止血、补血、造血”三重门。这不仅决定着新农村建设进程，而且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
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应在宏观层面出台有力政策，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如实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同酬、征用农村土地按市场定价、大力发育农村民间金融等，尽快阻断“主动脉”的大出血，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统筹城乡必须跨越的“第一重门”。
当前，还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这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单向流向城市。传统中国，从乡村走出去的官绅、士大夫和商人等精英群体在城乡之间、朝野之间双向流动是社会常态，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城市2000多万知识青年派遣到农村。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又把1000多万企业职工和市民下放到农村，这些对农村精英层的生成与保持起到巨大作用。中国如此，国外也同样，英国的绅士始终与乡村保持着联系。美国的政客、律师、商人也多在退休后回到祖先的农场。精英群体塑造着乡村社会的主流话语，导引着乡村社会的道德动向，提振着乡村社会的人文精神，是维系乡村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和动力。然而目前，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国农村精英源源不断地单向流入城市，农村成了城市人才的“播种机”，城市成了农村人才的“收割机”。对此，应注重培育农村社会精英阶层，从宏观战略层面以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发起一场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分流城市富余资源，引导社会精英不断回流农村。如通过政策引导，让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城市人才到农村支农、支教、支医和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支持家在农村的退休干部、职工、商人回乡生活等，只要城乡两地共同努力，像毛致用一样“采菊东篱下”的人会越来越多。
2、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1)应改变过去重物不重人、见物不见人、抓物不抓人的倾向，把改革的着力点从增强农民的“发展动力”转变到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上来。近30年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高涨的动力，并未使农民跳出“温饱陷阱”，农民普遍面临的是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现“三增”，即增收、增权、增智。增收，就是千方百计让农民腰包鼓起来，使农民具有发展的启动力；增权，就是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具有发展的推进力；增智，就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使农民具有发展的持久力。“三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增收是前提，增权是保障，增智是基础，三者相辅相成，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必须三措并举。现在的问题是，只重增收，不重增权，更轻增智。五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七年。八、九亿农民教育的缺失将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农民是中国未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农民的整体素质无疑决定着中国未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总体水平。日本等国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2)应改变过去政策设计笼统抽象的现象，使政策具体指向不同的目标人群。“以人为本”的“人”字，我理解有四层含义，一是全体人，二是多需人，三是多代人，四是具体人。过去我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为“农民”服务，这些对象的概念既抽象又笼统，今天的政策设计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群。如现在的农民群体已大大分化，按农民的话说：“一等人坐轿车（经商办厂），二等人坐火车（外出务工），三等人拉板车（在家种地），四等人在家等车（老弱病残，等急救车或者火化车）。”加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农民工子女等，仍然用笼统的“农民”概念看待这一群体已经不合时宜。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把农民作为一个个具体人，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设计政策。比如在农民的职业分化问题上，要运用政策的调控手段引导农民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让农民兼当农民”，区分“劳动力地域流动”与“劳动力职业转移”两个不同的概念，引导目前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离别“亦工亦农”的非稳定就业状态，分别在农民非农化、农民职业化和就地兼业化的道路上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不然，长此以往，误城误乡，误工误农。
(3)应变害怕农民合作的惯性思维，大力发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问题的解决，只有实现两个合作才有出路，即人的合作和钱的合作（钱的合作就是大力发育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尤其在“家庭竞争时代”已经结束、“组织竞争时代”已经到来的大背景下，没有两个合作，农民就无法应对来自市场的、自然的、政策的、国际的等多重风险。现在议论最多的是土地问题，我觉得土地问题是个伪问题。基本经营制度必须坚持，而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也没有制度上的障碍。我认为现在在土地问题上有两个层面需要深化改革：一是承包期问题，可以学习越南，将承包期延长到上百年，以稳定人心。二是重建“鱼鳞册”，细化土地的治理办法，为推进流转创造条件。
要树立科学改革观，寻求方法论的突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着力于“找船过河”、“造桥过河”
十七大报告中“农村”这个词重复了25遍。农村改革走到今天，基本特征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从宏观层面进入微观层面。第一代改革主要是框架式的，今天的改革主要是结构性的，出台的政策尤其需要具体、细化。二是改革的成本高了。过去的农村改革主要是放开问题，80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中，“答应”、“可以”、“也可以”的字样出现了40次左右。现在无论是财政体制、教育、文化、卫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专题>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三是改革不能即期见效。过去一个政策出来，立竿见影，“大包干”“一包就灵”，今天的改革很多都是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很难短期见效。同时，各类利益群体胃口高了，要求不断攀升，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不是光骂娘，而且说肉越来越不好吃了。可以说是“实惠越来越多，满足度越来越低”。即使是取消农业税，农民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的强烈。在温饱阶段，人们的欲望只有一个吃饱，吃饱之后，人们的欲望变成无数个，幸福感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四是改革的支持率低了。社会群体不断裂变、分化、组合，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很难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形成强烈的改革共识。五是改革的复杂程度高了。经济与政治，社会与文化，纵向与横向，过去与现在，都需要协调对接，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六是更依靠政府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而一些政府部门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利益集团，且利益硬化，很难沟通。七是初期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现在是自上而下推动。
以上这些变化，都使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大大提高。新阶段的农村改革必须积极寻求方法论的突破，实现从体制机制创新向全面制度创新、从政策推进向法律规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逐步从原生态的“摸着石头过河”走向理性的“造桥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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