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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近几年研究生考试，2009年考到领导人重要著作有第8、9两题，2008年有25题,2007年有14、15题，当然此二题都与时政结合，还有26题，其他没有提到重要著作，但题干脱胎于著作且选项也来自重要著作的有
192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当时社会阶级的分析，指明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这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部分原文为：“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1927年3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肯定农民的作用及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论述了建立农民革命领导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性;分析了农民的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层，认为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
1928年10～11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系统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第一，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一基本国情是为中国革命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提供了根本原因。第二，国民革命的政治影响及良好的群众基础，为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客观条件。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发展的必要的主观条件。第五，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及其各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发展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其中，前三条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发展的客观条件，后两条则是主观条件。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
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强调:“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
1938年5月 《论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考虑，阐明了积极防御理论;阐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
1929年6月毛泽东写的一封信中分析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想的原因时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概念;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功绩是系统解决了党的建设问题，明确提出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
1938年11月《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从此把经过长期武装斗，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考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不烦恼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知识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急需解决的问题。”
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解释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提出建立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政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
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关于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及性质的政治著作。开篇就表明中国社会的现状、性质及主要矛盾。另外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内容。在文中一再强调，“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即“中国社会的性质”， ，这是一个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状况、主要矛盾等方面。
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1948年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完整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外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1942年2月《整顿党的作风》延安整风的文献：依据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互相关系的原理，揭示和阐明了党内团结与斗争的辨证关系。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的方向和原则。提出文艺工作“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对待人民群众和对待自己及周围同志的正确态度。另外在45年的七大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地改革路线;明确地把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列为革命对象;首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西柏坡会议)实现伟大历史性转变的纲领： 运用矛盾转化的观点，阐明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进入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分析党的工作任务的特殊性和国内各个阶级的状况及其采取的政策;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两个“务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纲领：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阐述了专政的内容、基本任务及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总结了人民民主专政得以实现的国内和国外基本经验。还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作了集中概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革命阶级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比如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初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江湖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追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建成，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等。